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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见“做好事没好报”？
据媒体报道，近日，福建厦门市海沧区法院审理了一起纠纷案，男子戴某下班时顺路搭载同事王某回家，行驶至某路段时碰撞到路边墙体，造成同事王某当场死亡。王某家人要求戴某赔偿130万余元。
法院酌定戴某承担70%的赔偿责任，判决戴某赔偿王某家人因本起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经济损失90万余元。
老实说，这个判决结果，对于双方来说恐怕都很无奈。
对于王某家人来说，就因为搭了个顺风车，从此阴阳两隔、丢了性命，这自然是人间惨剧，90万的索赔看似是一笔巨款，但在珍贵的生命面前，显然不值一提。
对戴某来说，自己一片好心，顺路搭载同事回家，未曾收取分文，路上出了车祸，也并非有意为之，结果还得承担70%的赔偿责任。90万对哪个家庭来说，都不是一笔小数目，难免有“好心不得好报”的感喟。
从法律上讲，好心免费让他人搭顺风车，发生交通事故后，司机一方被认定有责任的，并不能完全豁免赔偿。
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规定，供乘的驾驶员仍应承担保障同乘者人身安全的义务，而同乘者也不因其无偿搭乘的行为失去法律保护。
当然，民法典也规定了“好心同乘”条款，即——
“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损害，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，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，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”。
考虑到在这起交通事故中，“事故认定书中并未发现戴某存在故意或明显重大过失的情形”，在具体赔偿中，戴某的法律责任“应当减轻”。
基于法律并未明确“应当减轻”的适用情形、对应幅度，所以在现实中，主要靠法院具体裁量。在当地法院看来，在赔偿责任认定时，已将戴某责任削减了30%，也算得上减轻“好心同乘”者的法律责任了。
不过，即便如此，也存在一点声音认为，70%的责任过于高，“做好事”的代价未免过于昂贵了。
确实，免费搭乘与营运搭乘截然不同，前者是社会善行，后者是营利行为，而立法上也给予了不同的对待。对于社会善行，法律鼓励并“宽容”；对于营利行为，法律明确了营运者的安全保障责任。
但承担七成责任真的很高吗？
或许大家很容易代入做好事一方的视角，毕竟日常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是捎带脚地带亲朋好友一段，自然而然地会觉得七成责任太高。
但如果我们代入死者的视角呢？只不过因为请求帮忙带自己一段，就因此丢掉了自己的性命，该承担多大责任呢？
实际上，好意同乘者被减轻的责任其实都属于死者本人自己承担的，70%的责任背后意味着死者自身承担了30%的责任。
就仅仅因为坐了一趟免费车，就需要对自己的死亡承担三成责任，这比例高还是不高呢？
还有一点不能不考虑的是，“好心同乘”与一般的好意施惠还不一样，戴某作为机动车驾驶人，也就是“掌握方向盘”的人，关系到对方的生命安全，所以搭载他人同行，更身负安全职责，本应小心谨慎驾驶，严格遵守交通法规。
但在行驶过程中，戴某却没有履行好观察路面、安全保障的法律义务，造成严重交通事故，导致他人死亡，这种性质严重的过错决定了，戴某应当承担大部分的法律责任。
从司法实践看，各地法院在具体审判过程中，倾向于将“应当减轻”的幅度，限定在20%至30%。
此前，媒体曾报道过一起“同学搭车事故”纠纷，陈某和鲁某是同学，陈某免费搭载鲁某自驾游，陈某驾车撞到旅游区距离标志杆上。
事故发生后，鲁某被送至医院救治，共花费医疗费用20余万元。法院判决，鲁某损失由其自行承担20%，陈某承担80%。
又比如，宁波奉化区的八旬老汉刘某骑电动三轮车，免费搭乘他人发生事故，导致搭乘者小范十级伤残，刘某被诉至法院遭索赔20万余元。法院判决老汉担责70%，赔偿13万余元。
总的来讲，这种对“好心同乘”者适度减轻责任的做法，平衡了法理与情理，既让过错者承担了法律责任，也为善行者减轻了经济包袱，消除“后顾之忧”，保障人的合法权益。
车祸毕竟是小概率事件，大家对此类偶然事故也无需过度代入。法律自然会保护做好事的人，但对他人生命有更多影响的人，承担更大一点的责任不也是合情合理的吗？
